《新俄國人》第十八章（4/4），民主的滋味——草根運動：重新發明政治
此時，戈爾巴喬夫的政治改革才剛剛開始紮根，我發現在那次會議上對抗當權者的意願非常出色。這些都是普通人——水管工、木匠、司機、領取養老金的女性、教師、圖書管理員、普通共產黨員——在戈爾巴喬夫的鼓動下，他們開始談論從當地黨的霸主手中奪取權力。
“不知何故，我們開始感覺自己像個人了，”木匠維克多·扎哈羅夫(Viktor Zakharov)說，他有著深思熟慮的眼睛和一頭濃密的白髮。“我們不再是烏合之衆——我們是一個一個人。我們是一個因共同利益而團結在一起的團體。”
“我們得到了一些自尊，這非常重要，”蓄著山羊胡的水管工彼得·科列斯尼科夫（Pyotr Kolesnikov）說道。
“我們發現我們的意見很重要，”扎哈羅夫對我說。“你看，戈爾巴喬夫給了我們某種程度的自我信念。一個我們能做到的信念。”
機械師維亞切斯拉夫·洛姆凱恩(Vyacheslav Lomkain)表示：“他給我們一種感覺，我們可以自由地表達自己的想法。”“以前，我們只說他們想讓我們說的話。我們很謹慎。現在我們有一種感覺，有人真正在傾聽我們的聲音，考慮我們。”
問題是這個“某人”是戈爾巴喬夫，而不是剛剛禁止公投的當地共產黨老闆。因此，該委員會起草了一份新的抗議禁令，要求“改變這一歧視性決定，因為它侵犯了六萬名布拉捷耶沃居民的基本人權。”
最終，地方當局同意舉行公投——不是像居民希望的那樣在選舉日舉行，而是一周後舉行；他們指望一旦新鮮感過去，投票率就會很低。公投當天，海克·祖盧米揚拿著擴音器在公寓區巡視，召集選民；人們在小雪中成群結隊地來到998學校。投票率很高，委員會獲得了壓倒性的票數。
不幸的是，結果沒有法律效力，只有建議的效力。正如謝爾蓋·杜加諾夫抱怨的那樣，“現在我們有許多法律要么沒有得到執行，要么批准的法律胎死腹中，或者根本就是缺乏法律。所有這一切都意味著我們的社會關係、我們的公民生活運轉得非常糟糕。”但為了推動他們的事業，布拉捷耶沃活動人士要求在區議會舉行聽證會，區議會是一個由315名成員組成的地方議會，代表著紅色衛兵區的60萬人民。布拉捷耶沃佔該人口的10%，但在戈爾巴喬夫改革之前選舉產生的委員會中沒有一名居住在布拉捷耶沃的代表。
此外，地區官員還召集了來自各部委、俄羅斯航空公司、城市交通網絡、莫斯科建築師事務所的大量專家，他們都在推動工業項目。規劃了布拉捷耶沃工業區的城市建築辦公室主任尼古拉·鮑里塞維奇(Nikolai Borisevich)認為，工業將帶來就業機會（儘管該地區勞動力短缺），而且作為一項讓步，一個工業項目已搬遷至五個城市。距離公寓區一百碼遠。一名衛生官員聲稱，該市沒有確鑿的科學證據表明布拉捷耶沃的健康問題比其他地區更嚴重，但他承認所有情況都不好。交通專家堅稱，地鐵站、無軌電車停車場和換乘終點站對這座城市至關重要。
海克·祖盧米揚抗議說，這場辯論是拼凑堆砌的，因為有太多強大的國家利益試圖淹沒人民的意願。“他們的預算有數十億盧布，這種權力滋生了他們自以為是的心態，無視個體利益，”他抱怨道。他援引科學家的話說，布拉捷耶沃的空氣中含有致癌物質；最後，他宣讀了布拉捷耶沃公投的結果：21,972人支持綠化帶，只有38人支持工業發展。但謝爾蓋·杜加諾夫在幾個小時內都沒有獲得發言的機會，儘管平時是個態度冷淡的人，但他還是嚴厲斥責了會議主席。來自布拉捷耶沃的其他人對只有兩名領導人發言感到沮喪。
“代表們同志們，”蓄著山羊胡、直言不諱的水管工彼得·科列斯尼科夫喊道，“我們坐在這裡只聽那些登記發言的人。請聽聽我們的聲音，聽聽公眾的聲音。我們委員會只有兩個人發言。”
“請放鬆，同志，”主席回答道。“名單上有五十人。”
“我也在名單上！”科列斯尼科夫厲聲反駁，然後轉向他的同事。“他們不會讓我們說話的。”
最令布拉捷耶沃活動人士憤怒的是，地區領導人操縱了議程，使這些項目被逐一投票，而不是像他們希望的那樣作為一攬子計劃進行投票。他們帶著抱怨離開了會議。
“什麼都沒有改變——難以置信！”一位活動家脫口而出。“擁有權力的人獲勝。”
另一位人士附和道：“一黨統治不會改變任何事情。”“過去有鎮壓，而且鎮壓仍在繼續。這種廢話、廢話、廢話還可以持續五年。”
後來我和區議會主席巴甫洛夫進行了交談。“在委員會中，”我說，“布拉捷耶沃的居民要求對工業區進行簡單投票。為什麼那不可以呢？
“你說得對，絕大多數居民表示他們不想建造這些工業開發項目，”巴甫洛夫說，他在迴避尖銳問題方面積累了經驗。“理事會同意這一觀點。但我們必須考慮所有代表的意見。代表們認為這不僅符合該地區的利益，而且不符合整個莫斯科的利益。”
最終，布拉捷耶沃居民不得不妥協。一些項目，如龐大的印刷廠和工業倉庫被取消；但地鐵站和無軌電車停車場獲得了批准。當地區政府承諾斥資200萬盧布開發娛樂設施和植樹；另外100萬盧布交給布拉捷耶沃自治委員會管理。不過更重要的是，自治委員會在莫斯科的其他三十八個區和許多其他城市迅速興起。
在過去的三四年裡，蘇聯的環境抗議在全國范圍內取得了許多地方和地區的勝利。俄羅斯活動人士阻止了一項為工業目的而逆轉西伯利亞幾條河流北流的計劃。據戈爾巴喬夫統計，環保主義者已經關閉了大約一千家工業企業，這些企業生產從化學品、金屬到鉛筆、紙張和藥品等各種產品。環保主義者在對抗核電工業方面尤其有效，政府在核電工業方面處於守勢。
自1986年4月切爾諾貝利事故以來，反核抗議迫使亞美尼亞梅察莫爾（Metsamor）核電站關閉，並停止了烏克蘭切爾諾貝利和赫梅利尼茨基（Khmelnitsky）以及立陶宛伊格納利納（Ignalina）反應堆的擴建。他們迫使政府放棄在多処新建核反應堆的計劃，包括烏克蘭的敖德薩（Odessa）、哈爾科夫（Kharkov）、奇吉林（Chigirin）和克里米亞（Crimea）；俄羅斯城市伏爾加格勒（Volgograd）和克拉斯諾達爾（Krasnodar）附近；靠近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Minsk）。總體而言，自切爾諾貝利事故以來，約30,000兆瓦的核電計劃已被放棄或推遲；公眾抗議還中斷了哈薩克斯坦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的核武器試驗。
綠色運動已在全國各地開展，烏克蘭還成立了綠黨。儘管組織良好的全國環境運動形成緩慢，但戈爾巴喬夫的改革顯然在這個問題上為活動家提供了更多的權力，可能比其他任何問題都多。就群眾支持率而言，綠黨可以與罷工的煤礦工人以及他們對經濟改革和獨立工會的要求相媲美或超過，儘管環保主義者贏得的轟動性新聞頭條新聞少於礦工。
布拉捷耶沃是草根環境抗議如何影響蘇聯政治生活的一個很好的例子。它的自治委員會是一個極好的政治訓練場。事實上，從長遠來看，布拉捷耶沃工業污染問題鬥爭的後果為這個污染嚴重的社區贏得了收益，并且在在政治上而不是環境上贏得更多。
老派的蘇聯政治家失敗了；區黨委書記維亞切斯拉夫·熱爾托夫（Vyacheslav Zheltov）和我見過的區黨委書記尼古拉·皮利亞耶夫（Nikolai Pilyayev）被解僱。莫斯科黨領導人尤里·普羅科菲耶夫（Yuri Prokofyev）是他們的上級，他直言不諱地告訴我：“有些人習慣了行政手段——發號施令或執行命令——他們無法放棄。他們根本無法以其他方式工作。我們必須給他們在黨外找工作。”1990年，區議會主席葉夫根尼·巴甫洛夫（Yevgeny Pavlov）競選連任，但落選。
另一方面，業餘公民作為政治信任取得了成功：圖書館員尼娜·謝德里納(Nina Shchedrina)於1990年3月贏得區議會選舉；哲學家海克·祖盧米揚(Haik Zulumyan)當選莫斯科市議會議員，並擔任自治委員會主席；律師謝爾蓋·杜加諾夫（Sergei Druganov）贏得了俄羅斯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的席位。
正如杜加諾夫所觀察到的，這些政治結果和布拉捷耶沃人民的心理變化可能是草根反抗布拉捷耶沃曾經規劃的新工業區的最重要結果。
“正在發生的是人們思維方式的徹底重組，改革人與社會的關係，”杜加諾夫斷言。
“人們開始理解事情取決於每個人。如果大家都不參與改革的話，那麼最終什麼也不會發生。
“我們明白我們必須戰鬥。我們必須捍衛我們的權利。”
（本章續完）